伦敦——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行长警告说，冠状病毒可能引发与2008年一样严重的经济崩溃。在柏林，德国总理警告说，病毒可能导致该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在伦敦，英国首相推出了将近40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计划，以缓解经济受到的冲击。

随着感染者的死亡人数持续飙升，从东京到纽约的金融市场持续低迷，世界各国领导人终于开始谈及这场已正式定性为大流行病的疫情的严重性。

然而，与其说是合唱，这更像一种刺耳的喧嚣——一群七嘴八舌的政客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应对这种病毒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超负荷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到崩溃的经济和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

这个合唱团还欠缺指挥，在二战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美国扮演的。

特朗普总统未能与其他领导人合作形成一致的回应，他宁愿推动旅行禁令和他的边境墙，而不是他自己的医学专家的科学建议。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把它叫做“武汉病毒”，丑化其发源国，使协调全球响应的工作更加艰难。

周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银行家，讨论如何应对冠状病毒。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从中国到伊朗的领导人，乃至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对科学的诋毁和对外人的排斥，这播下了疑神疑鬼的种子，让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等强人领袖并没有去试图消灭病毒，而是趁机以其引发的动荡为掩护，巩固自己的力量。

然而，将一切推到特朗普身上，或一股脑推到各国领导人身上，都过于简单了。部分问题实际上源于病原体的残忍特性。

各国为抵御先前的全球灾祸而使用的工具，被冠状病毒一一击败。诡异的感染方式，持续不懈的传播，已经导致各国不得不尝试各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在病毒测试、取消公共聚会和隔离方法上缺乏一致的标准，这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并削弱了他们对领导者的信心。

供给和需求在同一时刻受到冲击——被关闭的中国iPhone工厂；威尼斯空无一人的贡多拉；以及其他地方旅客放弃前往的邮轮、旅馆和航班——政府在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抵御混乱所锻造的武器，恐怕难以用来对付这种新的现象。

游客们放弃了邮轮、酒店、航班等等，包括意大利威尼斯的贡多拉。 ANDREA PATTAR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这次危机的性质，与2008年危机有本质区别，因为传统手段的效果不佳，”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说。“即使美国发挥领导作用，传统方案用在现在的情况没有多大意义。”

例如，英国因其强劲的经济应对而赢得赞誉，他们不仅为医院和因疾病而停工的工人提供了数十亿英镑拨款，还包括英格兰银行的大幅降息。

然而，伦敦股市仍然下跌，尽管跌幅不及华尔街。面对财政部长史蒂芬·马努钦(Steven Mnuchin)提出的允许美国人缓交所得税的提议，华尔街投资人不为所动，马努钦声称此举将为经济注入2000亿美元。

特朗普先生的另一个大想法是削减薪金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宣布这“不可能”，他们慌忙提出立法，在财务上帮助受迅速传播的流行病影响的患者、工人和家庭，并且快速提交至周四的众议院投票。

哈斯认为，考虑到市场的惨状，集中精力抑制经济冲击是可以理解的，但为时过早。他说，各国在开始实施财政计划以修复经济损失之前，需要投入精力以减慢并缓和病毒的传播。

问题是，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努力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在美国，由于开发冠状病毒检测工具的进度迟缓，以及检测手段的缺乏，官员们甚至在出现本国第一例病例数周后仍无法了解疫情的真实规模。

在受灾严重的意大利，政界人士和医学专家争论当局是否在伦巴第对太多人进行测试，夸大感染人数，加剧公众恐慌。意大利的反应可能会遭到反疫苗运动的进一步削弱。该运动曾受上届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支持。

在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意大利伦巴第，人们戴着口罩。 CLAUDIO FURLAN/LAPRESSE, VIA ASSOCIATED PRESS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病毒学专家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博士表示，考虑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检测程序和诊断标准，连对两个国家的病例数进行比较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最极端的例子是，当中国开始根据症状而不是大多数国家仍在使用的实验室检测来计算确诊病例时，病例数出现了大幅飙升。但即使是实验室测试，不同的地方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实验室使用的对象以及医务人员收集和处理标本的方式。

中国武汉。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对“武汉病毒”一词的使用，加剧了全球应对行动的困难。 REUTERS

“不同的国家正在做不同的事情，”史密斯谈到测试项目时说。“这不是苹果和苹果之间的对比。”

民粹主义的兴起减少了各国合作的意愿，使问题更加严重。欧洲领导人周二晚间举行了三小时的电话会议，同意设立一个250亿欧元（合193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基金，并放松对航空公司的监管，以遏制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他们未能克服各国对分享口罩和呼吸器等医疗器械的反对，因为健康问题是国家政府的责任。德国、捷克共和国等国家已经加强了对这些设备的出口限制，以便将其留给本国公民。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警告说，这种病毒将感染德国60%到70%的人——她称这一数字来自“专家共识”——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对该问题严重性最坦率的承认态度。这完全符合从物理学家转型为政治家的默克尔的性格，令她进一步成为自由主义西方世界中特朗普的一个鲜明对比。

“我们会竭尽所能，”她说。“我们不会每天都问，‘这对我们的赤字有什么影响?’”

然而，就连默克尔的地位也被德国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削弱了。德国拒绝了意大利提供医疗器械的请求，中国却向意大利提供了包括200万只口罩和10万只呼吸器在内的援助。

在今年1月脱离欧盟的英国，已经有人担心该国将无法获得疫苗，或者将不得不支付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费用。约翰逊的政府在最近的选举中获胜，凭借的是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完成脱欧”(Get Brexit Done)宣言。如今这个政府正在吃力地向民众宣讲疫情暴发的风险。

约翰逊政府在唐宁街设立了一个擅长行为心理学的所谓“哄劝”部门，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公共卫生主任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说，政府在判断人们的接受限度，并以这个限度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应对措施，这可能是在用一种假惺惺的屈就方式对待英国人民。

英国直到最近才开始公布感染发生的具体地点。阿什顿说，他们应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就像香港一样。香港公布了具体到建筑的患者地图，并提供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和感染病毒的方式。

“我认为这是一种哄人的姿态——他们需要让公众充分了解情况，”阿什顿说。“你必须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公众，而不是把他们蒙在鼓里。谣言和歇斯底里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不向人民开诚布公，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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